我清楚的記得，那是一九六零年五月一天的一個下午，太陽暖暖的，春寒剛褪去，夏天的燥熱還沒到來，一切都顯得那麽平靜。
我倚在看守所監獄的牆壁上，透過高牆上僅有的一扇窗戶，望著巴掌大的天空，發著呆。說實在的，這個時候，還能仰望天空，實在是一種極大的奢侈。
“三六一。”
“到！”
“有你的信。”
劉衛國喊了我的代號，隨手丟給我一封信。
他是一名民警，濃眉大眼，雙眼皮，個頭魁梧，是典型的北方大漢。在看守所裏，他負責看管我。
我已進看守所將近兩個月，家人尚未來看我，也許他們以為我已死在膛子裏。
這個萬惡的年代，他們自顧都不暇了，哪裏還有心思顧得上我。
生平第一次收到別人給我的信，這封信上沒有署名，也沒有寄信人的地址，隻有收信人。
我不知道是誰給我寫的信，也不知道為什麽有人給我寫信。好奇之下，便拆開了信。
這是一封規整的文書，看了文書的內容，我情不自禁的笑了。
說實在的，當時我根本分不清我究竟是在哭還是在笑。
因為，如果我是在哭，可我的眼裏卻沒有淚水，如果我是在笑，我的內心卻又充滿著肆無忌憚的悲傷。
人生就是這麽神奇，當一個人跌到穀底的時候，麵前突然出現無限的希望，這樣的重大轉折實在讓人猝不及防。
手中這封信是考古研究所所在的文物局發來的，信上除了感謝的話之外，便是讓我十五日之內，到市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報道。
命運這東西，假如是注定了的，反倒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無常。興許哪天來個命運大轉彎，防不勝防就被甩下車了，也興許在哪個大浪中，因緣巧合的抓住了機遇。
說實在話，過去我根本不相信命運，可現在，我竟然有點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