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積居奇一直都是古代朝廷最痛恨的事情，不論是糧食，煤炭，鹽，隻要任何可以賺錢的東西，這些商人都不會放過，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取得顯著成效。
後來，建立常平倉成為國家製度，通過糧食的“糴入糶出”，對整個社會經濟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
但就像私營企業總是比國營的有活力一樣，給自己掙錢總比為國家服務，積極性來得要高。
所以即便是對於糧食等戰略物資實施了官營，那些想掙錢的商人們還是有辦法利用囤積居奇來掙錢的。
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十月，權三司使公事範雍說：“天下和糴和買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麵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官中急市，即添價卻將糴買者中賣。”
什麽意思呢？說宋朝官府向民間收買物品時，實行“時估”製度，每旬由官府召集當地行會商人共同評議決定收購價格。收購糧草，也是如此。
但“經販行人小估價例”，也就是這些商人們商議糧食價格的時候，卻不是為官府著想，節省收購資金，而是設計多賺官錢。官府市場定價低，絕大多數販運者當然不會賣給他們。
而另一部分資本雄厚的糧商卻在外麵加價截留，收購囤積。等到官府糴場完不成收購任務，無法向上級交差時，必然會加價收購。奸商趁機將囤積之糧拋出，坐取暴利。
糧商這種奸詐手段，也用於官府收購常平倉米。
元祐元年，司馬光在奏劄中揭露得更加清楚：“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鬥實價，隻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
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