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隨著勳戚貴族對土地的兼並越來越嚴重，升鬥小民身上所背的賦稅也越來越多，到了明朝中葉的時候，很多人便被迫拋棄故土再次逃到了大山裏麵。
這些人便是官府口中的“逃戶”、“流民”，而湖廣省的荊襄之地更是全國最大的流民聚集地。
這片土地位於湖廣、河南、陝西、四川四省的交界地帶，北有秦嶺，南有大巴山，東有熊耳山，中有武當山、荊山，山深林密，沃野千裏，是政府統治的薄弱環節。
雖然明政府一再嚴令不讓百姓在此地聚集生活，但實際執行起來卻遇到了重重困難，各個省份之間總會因為權責問題而互相推諉。
譬如河南省會把責任推卸給湖廣，他們說正是因為湖廣地區糾察不嚴才導致了流民的湧入，再比如陝西省也會把問題拋給四川，他們會說如果四川那頭的口子封不住，秦嶺這邊的流民想處理也處理不幹淨。
因此，大家總是這樣推過來擋過去的，最終的結果便是誰也不願到大山裏麵去趟這趟渾水。
正因如此，隨著年深日久，這一片廣袤的山源地帶所聚集的百姓也就越來越多了，到了成化年間，這裏的流民竟然已經接近了百萬之眾。
流民一旦多了，就會衍生出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一個是他們想要在此地謀求耕種狩獵的合法化，另一個則是，由於流民的日益增加，山溝裏麵的耕地已經很難養活這麽多的百姓了，因此他們便想向大山外麵擴展自己的地盤。
而這兩點都是官府所不能容許的。
故而流民和官府之間的矛盾便會越來越深，當這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旦被某種特殊原因（例如水旱災害或者地震疫病等）所引爆，便會衍生成連綿不斷地流民反抗官府的鬥爭。
例如成化元年這一年，關中和湖廣地區大麵積幹旱，導致了大量新的流民湧入山中，進而也引發了流民和官府之間的一次大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