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早期，這樣的軍隊設置，既保證了兵員充足，又減少了國家開支，可以說是穩固國防安全的極有效手段。
然而，從明宣宗以後，情況就出現了巨大的改變，衛所的軍官開始不斷侵占軍屯田地，當地的官員也頻繁地私役軍士，甚至有些軍戶儼然已經成了當地縉紳們的家仆。
除此之外，隨著文官地位地不斷攀升，武將的地位是一日不如一日，而武將下麵的軍戶簡直就成了最低等的人群。
就這樣，由於官吏的盤剝，土地被隱占，月糧被虛冒，加之地位低微人人可欺，衛所裏麵的軍戶是愈發地難以生存了，因此從明朝中期開始，便出現了大量軍戶逃亡的現象。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書王瓊曾言：“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計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六十四）
由此可見，軍戶逃亡的嚴重程度。
隨著衛所製度的逐漸衰落，為了保證軍隊還能有足夠的戰鬥力，募兵便逐漸興起了。
土木之變之後，為了抵抗外族侵略，募兵便已經屢見不鮮了，天順年間，朝廷更是為了招募募兵給出了相當優厚的待遇，即：“給與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雜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許勾補。”等等。
等到了嘉靖時期，隨著南倭北虜地不斷滋擾，邊患更是日趨嚴重，朝廷為了抵禦外敵，又進一步地擴大了征招募兵的規模，由此，募兵的發展便進入了一個興盛時期。
由於募兵的待遇比較優厚，不世襲，也不終身服役，來去相對自由，所以很多民戶都喜歡過來當募兵，應募為兵儼然已經成為一種職業，一種養家糊口的途徑，當時就有所謂的“一人應募，一家可資以養“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