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南下平定沙定洲叛亂時，大西軍已經在昆明城站穩了腳跟。因為龍在田居中斡旋調停，黔國公沐天波雖然不願意與大西軍合作，逗留在楚雄府靜觀其變，但還是寫信向孫可望等人表達了感激之情。
此時的雲南，跟明末所有省份一樣，百業凋敝，民生艱難。
史書記載，“民掘草木以食”，“饑饉病歿，十之八九”，“天災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籍相望，棺木殆盡，死者盡以席裹，埋之荒郊為厚幸”。
張煌言擔任雲貴總督，積極恢複生產，推廣玉米、土豆的種植。
無奈雲南境內勢力錯綜複雜，土司們各自為政，又是天下大亂之際，朝廷鞭長莫及，故而張煌言的惠民之策暫時沒能在雲南施行開來。
沙定洲之亂波及範圍很大，雲南百姓更加苦不堪言。莫說別處，就是昆明城一帶也變得殘破不堪，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大西軍進入昆明城，麵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
大西軍吸取了在蜀地敗亡的教訓，川西會議時殺了以汪兆麟為首的頑固派，改變了治國理政的策略，治理雲南的政策煥然一新。
孫可望是張獻忠四個義子中的長子，又讀過書，他親自製定了許多政策，鞏固大西軍在昆明的統治。
當務之急，是要恢複生產，保證軍隊糧餉。
孫可望根據雲南的情況，想出一個特殊的法子來，那就是施行“營莊製度”。
所謂的營莊製度，是把昆明一帶某些州縣和衛所管轄的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營莊由大西軍管理,在轄區內“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條編半征,人丁不論上、中、下全征”。
這種賦稅政策，田賦和人頭稅並存，自然無法與李存明頒布的政策相提並論，但還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就田賦而言,以十分為總額,入官四分,民得六分,農民的負擔是比較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