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封府那裏吃過午餐之後，其實事情就談得差不多了，一些具體的細節完全不必當麵會談，交給下人去辦就可以了。
整個下午，可以說，趙昕都是空閑的，隻是他心中卻沒有多少玩鬧的心思，坐著馬車來到汴河旁，看了幾乎一個下午的船隻。
在侍衛們眼中，趙昕就像是發了一下午的呆一樣。不過趙昕不亂跑，對於他們而言也是好事，不必費盡心思去保護。
看了一下午的汴河，趙昕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南糧北運，六月下旬是南方稻穀收獲的時節，甫一收獲，便沿河北運而來，船隊前後綿延，少數有十數裏。
這段時間，運糧是第一等大事，汴京百萬人口，依靠當地的糧食根本無法補充，南方的糧食便顯得至關重要。
陸路運輸效率過低，糧食這種大宗貨物依靠馬車牛車運輸效率簡直感人，除非根本不可能通行水路。
換而言之，運河的暢通與否，是關係到北宋國運的一件大事。
唐朝長安城水運不濟，基本上每個皇帝在這個時節都要跑到洛陽去，叫做就食於洛陽，若是晚出發幾天，便是一路走，一路餓死，這種情況還有不少。
汴京，從軍事角度上而言，自然是不如洛陽長安等地，但是從經濟角度而言，則是好了不少，畢竟有運河之利。這也是當年趙匡胤想要遷都洛陽最後卻沒有遷都成功的重要原因。
趙昕看著來來往往的船隊，問向身邊的劉易，“而今汴京一石米要多少文？”宋製一石為一百二十斤，宋斤663克，一石實際約為後世152斤。
劉易行了一禮，而後答道：“南糧既來，石米不過六七百文，太子殿下若是半月之前問，米價可至千文每石。”
這都快翻了一倍了，趙昕有些難以置信，糧食這種國民戰略性物資，官府怎麽會容忍其價格變動如此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