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文本的話讓眾人陷入沉默。
對於這些生活在大唐的商人來說，他們可以說生活在一個最好的時代，也可以說生活在一個最壞的時代。
說他們生活在最好的時代，是因為大唐的商人是不需要交稅的！
你沒有看錯，和那些起早貪黑，辛勤耕耘，卻還要將一年大半收入交給朝廷和地主的農民不同，這些家資千萬，日進鬥金的商人一分錢的稅都不用交！
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因為受到中國傳統政治生態的影響。
從西周建立以井田製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模式以來，曆朝曆代的政治家們都秉持著的一個觀念，那就是“上農除末”。
這個政策的本意是要借助抬高農業和農民的地位來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延續。
可是真到了實施的時候卻出現了很尷尬的一幕：
國家經濟過於依賴農業稅收，各級官僚想盡辦法盤剝農民，卻對手工業和商業的巨大利益視而不見，這使得很多人可以靠著經商在短時間內斂聚大量財富。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商人就可以靠著手裏的錢為所欲為。
恰恰相反，明清以前的商人們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這種情況直到明代的晉商集團發明了“幹股”這個大殺器之後才有所好轉。
在那之前，商人對於官僚們來說就是隨便宰殺的肥羊和隨時能提款的ATM機。
官府想修路搭橋，拿不出錢怎麽辦？
沒事，找商人攤派。
官老爺們想維修官衙，拿不出錢怎麽辦？
沒事，繼續找商人攤派。
官老爺想給小妾買件首飾，俸祿太低拿不出錢怎麽辦？
沒事，還是找商人攤派。
甚至就連李二陛下自己，都曾經因為國庫空虛，幹過把全國最富有的五十個商賈召進太極宮，命令他們拿錢給官員發俸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