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狎妓治遊現象自古有之，唐代以前士族門閥把持朝政，官吏狎妓現象在名門望族、高官顯宦、勳貴戚要之中較為盛行。隋唐之後，特別是到了宋時，朝廷實行“右文”之策，大興科舉，隨著科舉之製日漸完善，門閥式微，士族門閥壟斷朝政之局麵被打破，於是文人士大夫成了狎妓治遊的主要對象。
宴飲招妓娛樂成為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
宋大興科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冗官”現象，官員增多，就意味著為之服務的官妓增多。
“四方為煙月作坊，以言風俗尚**，今京所鬻色戶，將乃萬計。”
正因為宋之官吏冗濫導致供需關係發生量變，由此導致此時官妓數量僅東京就以萬計。。。
宋時雖早已有了“狎妓令”，《宋刑統》嚴厲禁止官員狎妓、蓄妓，並一直三令五申，以防止官員的腐化、墮落，但實質上朝廷卻對狎妓之行采取了默許態度，朝廷甚至皇帝縱容姑息，大臣勳貴，甚至皇帝耽溺女色，宋之官吏們上行下效，再加上宋承唐風，因而狎妓、蓄妓是屢禁不止的，久而久之之後，朝廷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士子文人，特別是寒門士子成為朝廷命官進而改善自己境遇的唯一途徑便是熟讀儒學經典，懷揣經世之學參加貢舉，進而取得進士頭銜。飽讀聖賢之書的文人士子們均受過儒學之教，要求克製欲望，成為道德之上的完人。盡管律令嚴明，道德約束，但文人還是不顧一切通過狎妓來滿足內心或肉體的欲望，同時妓nv們與文人之間還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微妙關係，那就是她們仰慕名士，與名士社交酬酢，甚至有了一種“同為天涯淪落人”相見恨晚的雙向欣賞情懷，宋之官吏與妓nv之間也因此演繹了一曲曲悲歡離合。
不過此僅為默許，是朝廷默許，朝廷“狎妓令”從來沒有取消過，朝廷官員之間在實在找不到其他把柄的情況之下，也往往拿狎妓、蓄妓之行來說事，用來打擊政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