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澤並不是心血**，突然想問牛肉的來曆。
即便是後世物資充足的年代，非養牛區，隨便一個村鎮小酒店，也不是隨時都能拿得出新鮮牛肉的。
作為農耕文明，華夏曆代王朝都有法令保護耕牛，秦律就規定，每年各鄉都要進行耕牛評比，獲勝者會受到獎勵，落後者會接受懲罰，牛減了膘，飼養者都會遭到抽打。
大宋相對於漢唐，國土狹小，缺乏牧場，對牛馬等畜更為重視，牛無論傷、病需要宰殺，都要先到官府備案，不然就是“私宰”。
當年包拯知天長縣時，就有一農夫到官府報案，說自家牛的舌頭被人割了，包拯說牛沒了舌頭就無法吃草，遲早得餓死，既然如此，你回家把牛宰殺得了。
那農民得了官府允許，回家就殺了牛。
第二日，有人到縣裏，控告農民殺牛，包拯立即審問告狀那人，你為什麽把人家的牛舌割了？
此人受到驚嚇，當即招供，由此破案，傳為美談。
在農耕為本的古代，國家立法強製保護耕牛這種戰略資源，確實非常有必要，但國家大了，各地情況大不同，總有些地方牛多得用不完，並不是緊缺的生產資料，在長途販賣獲利不高的情況下，適量屠宰，並不會影響農耕。
於是，一些地方官府“順應民意”，放開殺牛限令，但宰牛者要繳納“殺牛稅”，當然，此稅乃是“地稅”，不是“國稅”，窩在東京皇城的皇帝是不可能知道的。
直到81年前，萊州知州張周物上奏宋仁宗，直言耕牛保護的矛盾現狀，“官禁屠牛，而州場稅膀有收算之文”。
一方麵，朝廷明令禁止宰殺牛，另一方麵，地方官府又積極征收牛肉稅，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往重裏說是政治問題，涉嫌糊弄對抗朝廷，說輕點也是管理問題，有禁不止。
仁宗一聽很有道理，下詔不允許再征牛肉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