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這時候法蘭西的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伏爾泰剛剛去世不到十年。
他有一句十分出名的言論，“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和葉開想象的完全不一樣，這個時代的歐洲人對於中國人的態度不僅僅是平視，甚至帶著點仰視。
在啟蒙運動的這段時間，大部分的學者都是中國迷，都把中國當成了學習的榜樣，他們從中國的古代書籍中吸取營養為自己所用，甚至直接運用到自己的啟蒙思想中。
這個時候的歐洲學者們這樣描述著中國，“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最禮貌的的一個民族，他們用幾千年前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理論來指導著國家，整個國家就和一個大家庭那樣的親愛和睦，即使一個隻認得一些字的農夫，也能和官員們自由的攀談，皇帝陛下要想提高稅率也必須和官員們商量，他們的統治者充滿了仁慈之心，普通的百姓服從尊長、尊敬老人、愛護年幼者和弱者。”
萊布尼茨甚至誇張的描述道：“在中國，既是農夫與婢仆日常談話都會十分禮貌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的貴族，他們的一舉一動充滿了禮儀的美感，人們平和而心底善良。”
這已經不是記述，而是吹捧了，有點像是後世共和國剛開始開放國門的時候，那一票公知們也是這麽形容阿妹你看的。
所謂阿妹你看沒有腐敗，人人都熱心腸，個個都是紳士，司法平等、反正各種平等，反正就是人間天堂、山巔之國般的存在。
現在的歐洲對於中國的吹捧也正處於這個階段，在這些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公知’們吹捧下，遙遠的中國成為了歐洲人道德上的楷模，雖然葉開也認為當時的大明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楷模，但這樣的吹捧還是誇張了點。
這種對於中國的神話，一直要等到1793年英國人馬爾嘎尼帶領使團去往中國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