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賢很確信後世的那些金融大鱷，回到古代，鑽著律法的空子，很容易將國家的財富挖空。
李賢在這方麵的能力比不上金融大佬，他能做的就是憑著超前一千多年的金融知識，來為宋人，為大宋，也為自己謀取更多的海外利益。
多少年前，他或未有這般責任擔當。但當經曆了一係列事，無論榮華富貴，於國家富強和民族大義麵前，率先的布局和出力，於李賢看來，這是應該去努力的。
“占城是我們南洋之行的第一站，作為我們大宋的傳統海上貿易夥伴，但卻讓人看到對大宋海貿和大宋海商的不利方向。所以我迫切的想要改變這種狀況，並擬定全新且讓占城，乃至更多的南洋諸國都接受的條款。
宋人下南洋的步伐不會停止，我們勤勞而勇敢的海商勢必踏上更為遙遠的海域，在這些地方生根發芽，不斷壯大，最終勢必造福大宋的百姓們。
甄公公可還是有些疑惑，其實要從內在的聯係講，這就要涉及生產力的因素。
先談一談實際的，可看近半甲子來，大宋的各地工坊，由少到多，於工坊專門受聘的匠工和普通雇工亦是不斷的增多。因為商戶主要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自要讓匠工研究出更加節約成本的技術……
多方麵的因素促進下，李某說大宋的匠工及工坊生產水平，定居於天下之國之首！甄公公可認同？”
從占城國的王宮回到驛舍，李賢醉意盎然，但得知甄諳來到驛舍門外求見後，他還是頂著醉意，喝了杯醒酒的茶水，即於廳內接見。
甄諳近幾日於佛逝城內遊曆，多是實際探尋宋人商賈攜帶來的貨物，於此販賣的利潤幾何。由實處講，拋開城內城外的剝削性稅收，大宋的商品在占城至少能翻到六倍。
拋開運輸和貨物製造成本，海商在此能賺到的實際利潤，其實已經超過了售賣價格的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