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論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後世的角度看，這不僅僅是一場學術上的爭論，而是牽扯到在那個時代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意識形態或者信仰。
也可以說是應該選擇哪一條道路來改造社會。
這一論戰吸引了大部分的學者參與其中，各種理論層出不窮。
既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論根基，又有來自西方的科學觀念，形成了一種思想風潮。
科學派認為在極度缺乏近代科學理性的中國，弘揚科學理性精神，並在這種基礎上確立一種新時代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是絕對必要的。
玄學派在中國必須改造、必須進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國強兵等認識方麵並沒有提出異議。
他們傾向於在這之前更需要一種合乎中國國情的價值觀的確立，以指導和規範這種近代化的社會轉型。
陳獨繡則用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科學派和玄學派都是唯心主義。
各方幾乎無法溝通，論戰變成了混戰。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後，上海亞東圖書館編輯出版了《科學與人生觀》一書，收入二十九篇論戰文章，分別請陳獨繡和胡拾作序。
陳獨繡的序言把論戰中各家的觀點逐一點評批駁。
胡拾看罷，也寫了序言，開始批駁陳獨繡的論點，陳獨繡不滿意，又開始批評胡拾。
由此可見，當時論戰的激烈程度。
當初，陳獨繡、胡拾和魯訊編輯《新青年》，開啟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們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這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很多人從親密的戰友變得形同陌路。
這便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誌也。
這個問題在上海的林子軒也沒能躲得過去，在上海大學上課的時候被學生問了出來。
說實話，他對這種爭論沒什麽興趣，便直接告訴學生，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訴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