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偌這個人說好聽點是自尊心比較強，說難聽點就是好虛名。￥℉，
他之所以發牢騷，是因為當時商務印書館的人請客，那幫人一直在追捧胡拾，而冷落了他，這讓他難以忍受。
他覺得自己並不比胡拾差，不該是這種待遇。
於是，在1922年8月份，郭沫偌和胡拾又隔空對罵起來。
起因是鬱達浮在《創造》季刊一卷二期上發表了《夕陽樓日記》，他指責少年中國學會的餘加菊，自英文轉譯德國倭鏗所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一書中有許多錯誤。
這原本沒什麽，指出別人翻譯錯誤非常正常，但他說的話比較氣人。
“我們中國的新聞雜誌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糞坑裏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兒學問也沒有。有幾個人將外國書坊的書目錄來謄寫幾張，譯來對去的瞎說一場，便算博學了。有幾個人，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糊塗塗的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
這顯然是在指桑罵槐，因為美國哲學家杜威來中國講學的時候，正是胡拾陪同左右。
然而不巧的是，鬱達浮自己的譯文也出了錯誤，而且使用罵人的詞句。
胡拾就在《努力周報》二十期發表《罵人》的短文，他承認餘加菊的譯文有錯，但鬱達浮的改譯卻是“幾乎句句大錯”，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
隨後。郭沫偌就翻譯的問題加入論戰，胡拾這邊也進行反擊。
看起來大家講的是翻譯問題。其實還是在爭名氣和地位。
創造社剛剛成立，想要出人頭地依靠打擊名流無疑是一條捷徑。如此還能引起關注。
在這期間，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也是齷齪不斷。
比如，郭沫偌說沈燕冰跟“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雞鳴狗盜式的批評家”，像狗一樣“在那裏白描空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