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郵輪，泰戈爾對歡迎他的人發表了一番感言：“朋友們，我不知道什麽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
而後，他就在徐至摩的陪同下乘車前往靜安寺路的滄州別墅休息。
滄州別墅在上海租界算是高檔的住宅公寓，這是商務印書館的安排，泰戈爾一行人住在23號和24號房間。
林子軒沒有跟上去，而是和《時代周刊》的記者離開了。
這位西方記者拿到了想要的新聞素材，準備離開上海，前往北平訪問吳佩浮。
這才是他中國之行的主要任務。
在這個時代的西方人眼中，打敗了張座霖的吳佩浮是最有可能統一中國的強勢人物，是這個古老國家的最強者。
對於這種說法，林子軒隻是笑笑，不發表意見。
你們這些西方人怎麽會知道中國政局的變幻莫測，雲詭波譎。
他把這位記者送上火車，隨後返回家中。
他的接待任務基本上完成了，最多是明天聽聽泰戈爾的演講，象征性的交流一番，再把泰戈爾送往北平，就是這麽簡單。
在滄州別墅內，泰戈爾一行六人安頓下來。
他這次訪問中國，率領著國際大學教授、梵文學者沈莫漢，國際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現代孟加拉畫派大畫家南達拉波斯等人。
他不僅想和中國的學者進行文化上的交流，還提出了一個“亞細亞”文化的概念。
也就是亞洲文化，在這個時代亞洲被稱為“亞細亞洲”或者“遠東地區”。
泰戈爾認為西方文明瀕臨破產，隻有東方文化才能拯救人類的文明，所以，印度、中國和日本三個亞洲國家應該聯合起來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
他意識到了西方文化對於東方文化的破壞。
青年人崇尚西方的文化，拋棄了本國的傳統，長此以往，這個國家就會被西方同化，沒有自己的文化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