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行政區劃曾沿襲元朝的行省製，但後來深感不便，於是進行了全麵改革。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元代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簡稱“藩司”，主管一省民政，與中央六部直接聯係。
承宣布政使司下設府和直隸州，府以下有縣和屬州，各州以下有縣，形成了一個省府州縣四級製與省州縣三級製並存的大體格局。
1370年於各省設置一都衛，1375年改為都指揮使司，主管一省軍戶衛所番漢諸軍，聽命於兵部和五軍都督府；另外還有負責監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聽命於刑部，掌管司法權。
明初設置的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三分各省軍、政、司法權力的體係，後逐漸被巡撫製度接掌，巡撫成為各省權力統一的最高長官。
在有元一朝，忻州都是被稱之為“秀容”的，而廢秀容縣的原因，據稱還與明朝開國元勳常遇春有關。
據說常遇春少時處境艱難,乞討來至秀容縣,卻是受到了非人的冷遇,當成人後兵權在握,再到秀容縣時,在昏睡中說了一句“剿殺秀容縣”的夢話，部下便不論男女,一齊剿殺。
待常遇春清醒時,秀容縣的老百姓已被殺戮大半,常遇春趕緊下令停止剿殺,後來把下令停殺的村子叫作“令歸”。
不過，張知秋自己揣度，如果這段記載屬實的話，恐怕應該還是與白蓮教也就是“明教”脫不了瓜葛的。
從元末以來，山西白蓮教的影響便相當地深遠，曾經有在太原做到參將的教首，常遇春所幹的勾當，應該就是這麽一次徹底地清剿行動。
忻州之前曾經已經有一年都沒有知州到任了，原本上任知州任期將滿之際，繼任官員便一直有些難產，問題據說卻是卡在了京師地吏部。
不過，當數月前蠻族突然由大同寇邊，並且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地血洗了定襄縣城之後，這個原本是香餑餑地忻州，卻是驟然間變成了一個大凶之地，那個原本已然內定要上任的知州大人，當即便重病不能理事，並且已經向吏部遞交了辭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