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定之後，劉賀從手邊的書架上拿起了張破疾剛剛收起來的那卷書。
這是一卷《公羊傳》。
在《春秋三傳》之中，《公羊傳》和《穀梁傳》是當下的顯學，但是到了後世卻是《左氏傳》大行其道，不得不說世事難料。
劉賀硬著頭皮讀了幾行，確實是沒有《左氏傳》生動有趣，於是也就放了原處。
“張主簿真是手不釋卷，夜夜苦讀啊，將來必定能舉孝廉，到那時，張卿就能飛黃騰達、進祿加官了。”
劉賀說的自然是奉承的話，但是卻也讓張破疾受寵若驚，連說幾個不敢當。
此時大漢挑選任用官員的主要方式是察舉製，除此之外還有征辟、任子、封蔭和貲選多種方式，但仍以察舉製為正途。
儒生的人生目標就是“學而優則仕”，所以劉賀的奉承自然正好撓到了張破疾的癢處。
一番寒暄之後，就進入了今日的正題。
張破疾先是把昌邑國三年來的大致情況講了一遍。
總的來說就是一年好過一年。
隨著新式鐵製農具的應用和精耕細作技術的普及，各種農作物的產量都了一定的提高。
由於推廣的時間不長，所以種植技術還沒有完全被農民掌握，產量隻提高了兩成不到，卻已經讓百姓的生活好過了不少。
生活好了，逃籍的百姓自然也就少了，甚至有不少逃到山野的流民回到了原來的村落，人口就增加了。
收成增產讓地租的收入漲了一部分；人口增加又讓口賦和算賦的收入漲了一部分；連帶著國中的刑案和訴訟糾紛也少了下去。
而賦稅、人口和刑獄數量是考核郡國的標準。
所以單單是看這幾項，昌邑國在今年的大課中拿一個“最”是不成問題的。
張破疾一邊說著一邊把記錄著各種數據資料的簡牘一塊塊地擺在了劉賀的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