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凶手離開的路線上，我們找到了七八滴連續的滴落狀血跡，非常新鮮，但是離樓房很遠。
“為什麽血跡這麽孤立？”趙法醫問。
“我覺得吧，”我說，“可能是凶手離開樓道的時候，捂住了自己的傷口，走到這裏的時候，捂住傷口的手鬆開了，所以傷口會繼續往下滴血。不要滿足，要繼續找。”
果然，用同樣的辦法，我們在楊風家的樓道裏發現了幾小滴血跡，這幾滴血跡在楊風留下的大滴大滴的血跡旁，雖然不起眼，但還是被我們發現了。
“這個也很可疑。”我說，“提取，趕緊做DNA。”
DNA檢驗很快開始進行，與此同時，我和趙法醫仍在堅持不懈地尋找可疑的血跡。夏季的烈日很快烤得我們汗如雨下，但我們一刻也沒停，一直找到下午時分，才惋惜地發現，的確再沒有其他可疑的血跡了。
但是之前找到的這幾滴血的DNA檢驗結果一出來，還是讓我們徹底興奮了。
這幾滴血不屬於任何一位死者，而是屬於一個陌生的男性。
“永哥，走！”我眉飛色舞地喊道，“我們馬上去專案組！”
在專案會上，我把之前通過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得出的幾點推斷逐一闡述，並且說明了理由。我信心滿滿地說完了全部的依據，並沒有迎來想象中雷動的掌聲，反而是一片冷場。
專案組成員一個個瞪著眼睛看著我，好像徹底被我的推理給繞暈了，似乎有些異議，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反駁。這詭異的氣氛直到DNA室的阮主任衝進了會議室才被打破。
阮主任眉飛色舞地說：“並上了！”
專案組成員的注意力全部被阮主任吸引了過去。許支隊急忙問道：“身份清楚嗎？”
這就是法醫的悲劇。法醫累死累活地幹一整天，絞盡腦汁地推斷，還不如DNA實驗室的一次串並。我經常說法醫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其他的刑事技術都是看到儀器出什麽結果，就下什麽鑒定結論。隻有法醫和痕檢兩個專業是要憑著經驗和主觀認識拚了命地推斷、推理、猜測。猜對了還好，一旦猜錯了，名聲可能就此臭了。很多領導在意的是DNA結果有沒有做出來，而對法醫辛辛苦苦在現場和屍體上提取DNA檢材的過程並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