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上依然是名落孫山，咱們就不能加把勁兒，把孫山超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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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開國曰久，雖仍可稱得上國泰民安。但花團錦簇之下，內部的各種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國家財政出現嚴重的入不敷出，對外戰爭更是連連失利。
尤其是七年前，占據陝西與河套地區的黨項李元昊，悍然宣布讀力，建立西夏帝國。
從任何角度講，宋朝都無法容忍，於是兩年後，兩軍戰於延安，宋軍敗績。次年，韓琦率領的宋軍再敗於六盤山。第三年，雙方交戰於鎮戎，宋軍仍然大敗。
西夏雖屢勝，但擄掠所獲財物，與先前依照和約，及通過榷場貿易所得物資相比，實在是得不償失。此外，由於民間貿易中斷，使得西夏百姓‘飲無茶，衣昂貴。’怨聲載道；加上西夏與遼國的關係破滅，所以西夏主動提出議和。
慶曆四年，兩國最後達成協議。和約規定：夏取消帝號，名義上向宋稱臣，宋朝則每年賜給西夏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兩萬斤，雙方罷兵。
而澶淵之盟後，一直相安無事的遼國，也趁機‘聚兵幽燕，聲言南下’，最終靠著富弼的大智大勇，才以‘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得以解決。
戰場上的失敗，被迫繳納的歲幣，徹底分裂的國土，都刺激著年輕的官家。在同樣深感恥辱的改革派大臣鼓動下，於慶曆三年，罷呂夷簡，命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範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並為諫官，責成他們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因為年號慶曆，所以這次改革被稱為‘慶曆新政’。
因為主導新政的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都是聲名卓著、才華高絕之輩，又因為朝野上下亦深感恥辱，所以新政一開始，就被天下人寄予厚望。像蘇洵、陳希亮這些身懷報國之誌的學子，恨不得立時出仕，至範公帳下聽用，為新政效犬馬之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