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趙宗績呷一口茶，笑道：“有些危言聳聽了吧，我最近看了很多史書，可都沒聽到過這種說法。”
“一點也不誇張。”陳恪搖頭笑笑道：“你之所以在書裏看不到，是那些編史書的人，要麽腦子裏灌了漿，要麽故意不說。”
“為何？”趙宗績問。
“無它，人總要為自己的利益集團服務。”陳恪淡淡道：“那些寫史書的文官們，家裏本身就是放高利貸的，他們怎麽可能把這黑鍋背在自己身上呢？”
“願聞其詳。”
“高利貸在城市就是典當行，在農村則是地主。”陳恪輕聲說道：“大宋之前曆朝曆代，盡管有關市之征、山澤之禁、鹽鐵之榷，但這些隻是小菜，國家的真正主食，是農業和農民。農業提供了主要稅收，農民還負擔者主要勞役。所以我們先隻看地主放高利貸的危害。”
“對於高利貸的危害，我大概知道一點，把借錢的貧民搞得身無分文、家破人亡。”趙宗績道。
“不錯，但這是表麵現象，不是真正的危害。”陳恪道：“農村的農民，最好的狀況，便是家裏有十幾畝地，七八口人。自己種糧食種棉花，養雞養豬，可以自給自足，再用剩餘的農產品，到集市上去買些鹽鐵等必需品，手裏就不剩什麽錢了。但因為唯一的負擔是朝廷的賦稅，所以生活還算將就。”
“這已經是很不錯的農民家庭了。”趙宗績點點頭道。
“但他們抵禦風險的能力極差。一旦遇到了荒年，紅白喜事、生老病死等狀況，收入減少或者開支大幅增加，就不得不靠舉債過關。而向周圍的貧農借錢是不可能的，隻能向地主借。”
“一直到這裏，這家人還想著，自己第二年好好幹，緊緊褲腰帶，就可以還上高利貸，從而過上原來的正常生活。”陳恪接著道：“可是，他借的是高利貸，且是他沒有議價能力的高利貸，第二年他收成好了也沒用，因為多收了三五鬥，糧食的價格就會下降，他還是還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