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孫策襲取廬江,挫敗劉勳,派虞翻馳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江東自此聲威大震,乃派張紘前來許都上表獻捷。我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親。留張紘在許都。孫策求為大司馬,我未許,孫耿耿於懷。此人量小,果然命薄,一夜之間,撒手人寰,人算不如天算。
此訊傳來,我喜不自禁,連夜召集眾謀士,商議起兵下江南。其實,我並無準主意,這不過是一位軍事家的本能反應:乘人之喪,乘虛而入,戰而勝之。但是已出任侍禦史的張統諫曰:“丞相,萬萬不可,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待之。”這又是一名政治家不得不考慮的。從全局看,河北袁紹尚未解決,我若全力攻打江東,袁紹必乘虛而入,攻打許都;我若分兵兩線作戰,江東又無把握拿下,所以這個張紡才會說“若其不克”。考慮再三,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將新即位的孫策之弟孫權奏封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紋為會稽都尉,攜印重返江東。
未想此子一落,滿盤皆活。
我與孫權結盟,一下子刺激了袁紹。紹起冀、青、幽、並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前來攻打許都,正朝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我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下荀彧守許都。
兵至官渡,細作來報:袁紹七十萬大軍,東西南北,安營紮寨,綿延九十餘裏。聞聽此言,在場眾將謀士無不色變,張口結舌。敵軍十倍於我,若無絲毫憂懼,反倒不大正常,我不以為意。
待細作退下,荀攸起身道:“敵兵雖眾,不足懼也。我軍乃身經百戰精銳之師,全軍上下無不驍勇善戰,以一當十。然以少戰多,須速戰速決,不與之打長期消耗戰。”
我聞聽此言,大腿一拍道:“所言正合孤意。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生死決戰的時刻終於到了!這個鳥袁紹拖得孤早就不耐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