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前。
省公安副廳長高棟坐在椅子上，左手夾著煙，右手舉著一封舉報信的複印件，反複閱讀著上麵短短的半頁文字。
沒過多久，辦公室吳主任敲了兩下門走進來，高棟迫不及待地起身詢問：“怎麽樣了？”
吳主任遞給他一個文件袋，說：“舉報信上沒有檢測出指紋和其他指向性物質，看來舉報人的警惕性很高。如果要查舉報人身份，除非安排刑警直接去找快遞公司，畢竟是寄到公安廳的文件，想必收件的快遞小哥會留心寄件人。”
高棟站在原地凝神思索幾秒，又重新坐下，把煙頭掐滅，打開文件袋。裏麵一共有兩份材料，一份是用透明塑料袋包裹起來的舉報信原件，另一份是幾頁物證鑒定報告。
高棟看了幾眼鑒定報告，問：“這封信上寫的內容，物鑒中心的人也看到了吧？”
“找的是自己人，我全程在旁邊看著出的結果。”
“自己人也要小心哪……”高棟輕歎一聲。
“畢竟隻是做技術的，和裏麵牽涉到的事不相關。高廳，你看要不要安排刑警去查寄件人？”
“不用了。”高棟把舉報信原件放入抽屜，把鑒定文件投入了碎紙機，按下開關表達他的態度，“不管信上說的是真是假，我們首先要保護舉報人，不能讓舉報人誤以為我們想查他。既然舉報人暫時不願透露身份，我也尊重他的個人選擇。”
“那您的意思？”
“信上舉報周衛東，為什麽舉報人要把信寄給我，而不是寄給紀委？當然，他在信上說他還沒有實質證據，這是其一。我想第二點是因為，他知道我跟周衛東有矛盾，這也不算什麽秘密。我是刑警出身，他是政工那條線的人，在我到省廳前，我們的工作經曆從來沒有交集。我到省廳這三年，他仗著資曆老，又是常務副廳長，很多地方針對我，明眼人都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