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千塊，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筆必須要繳的學費。
今年元宵節前，約上曉娜和張楠小聚。
我們差不多都在人生最窮的時候彼此認識，然後在同一家單位，同一間辦公室裏上班，那時我們每個月的工資不過一千塊錢，常感拮據。
曉娜準備結婚，裝修新房差不多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主要是因為手裏沒錢，於是隻能等每月發下工資，立即去備料請工人，做到一半停下來再等下一個月的工資。
而那一年出版社窮到連續兩個月發不出來工資，還要跟員工集資。
至於那時的我和張楠，我們是連房子都買不起的人。
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我們先後從那家單位辭職。
再往前追溯一下，我和曉娜的第一份工作都是老師，她教小學，而我教中學。
她和校長是死對頭，曾創造一戰成名的豐功偉績。
她帶的班裏有個孩子是乙肝病毒攜帶者，沒有讀過幼兒園的他，入學後成績一直跟不上。
校長質疑曉娜沒有好好工作，沒有對這個小孩負責。
曉娜說這次小孩考了七十分，總比入學時的十幾分要進步了吧，成績提高也需要一個過程，你不能因為一個孩子成績低拉了全校的後腿就隨便亂下結論吧，你一句話把我的努力，還有小孩家長的努力，小孩家庭教師的努力全部抹殺，你有想過你這番言論的影響嘛。
上課鈴響了，校長讓曉娜去上課，她非但沒去還坐了下來，就坐在校長的正對麵。
她說，既然你認定了我工作應付，那我們就來理論理論。難道你的工作就不應付嗎？每次投票說是民主選舉，不過哪次大家投票之後你唱票了？你這是不是對工作的應付呢？還有，上次投票選舉優秀教師的時候，有人投了棄權票，你憑什麽把我們一個一個叫來單獨詢問呢，而其中把我留下來的時間最長，你這是不是在懷疑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