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陸續逃了十幾節課後，終於東窗事發，結果是我爸差點把我從東窗打出去，君樂被迫在外流浪了好幾天。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問我為什麽逃課，其實說了也沒人理解。想來理解這個詞很是可愛，可愛得很飄渺。
我的父母教育我說他們那會兒上學是件多麽多麽不容易的事情，學費那麽便宜還是繳不起，放學後還要去割草放牛，吃不飽飯，等等等等，然後總結說我們現在上學是件多麽多麽幸福的事情，不用擔心這不用擔心那，最後說揍你是應該。挨揍當然是應該，隻要他們想揍的話。後來報紙和電視頻繁報道一些貧困地區的孩子上不起學呼喚大家捐款之類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是他們是否真的想上學，即使他們真的想上學的話，看到我們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是否還會堅持自己的想法，有時我的腦子中會出現這樣的想法——和那些貧困地區孩子換換，條件是換過來之後能讓我吃飽飯。
六十年代的人慢慢長大成為了我們的父母，對於他們的過去我覺得稍微有些遺憾，但我覺得他們對於自己的過去更多的是應該承受，不要有事沒事就拿出來講。他們那時侯雖然吃不好穿不好但不是我們讓他們這樣的，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就那樣。如果我們生在那個年代我們一樣能活過來。人一生下來都是一樣的。他們如果生在我們這個年代也會和我們一樣逃課早戀……這些並不能說是我們怎麽怎麽樣，而是我們生長的年代怎麽怎麽樣。
也許生在這個時代並不像媒體上宣傳的那樣個性誇張，其實大多數的人隻是外表個性誇張骨子裏麵還是一樣奴性十足，就像蹩腳的搖滾樂隊。至於那些真正的個性人士早就隨著這個時代消失了。因為任何人在社會在生活麵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父母就像六十年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好強、虛榮……可以花一千多請以前的朋友吃飯但舍不得花一千多給我買想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