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莊繼華的話，喻培棣雖然不願承認卻也沒生氣。自從到廣州後喻培棣對廣州產生了很大的困惑。這座古老的城市在市容市貌上是有變化，可也決沒有想象的大，而且沿街的乞丐、鴉片煙館依然如舊，沙麵租界裏的印度警察依然拿著警棒對國人耀武揚威，街上幾乎每天都有人遊行示威，社會秩序混亂。但你深入後又會發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這裏的人對未來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信心，大多數人臉上洋溢著陽光般的笑容，而不是那種麻木呆滯。街上經常能看到對市民演講的學生，沿途也看到收稅的軍人，可青年軍官關心的卻是北伐，談論的是如何消滅軍閥；他們厭惡鴉片，視之為革命大敵。
他們真像當初的自己，喻培棣有時這樣想到，當初自己何嚐不是熱血沸騰，認為推翻清廷，實現共和就能使國家強大，就能趕走洋人，就能讓人民安居樂業，可共和已經十四年了，國家四分五裂，連年戰爭，國家人民的狀況比之滿清時期還不如。
世事無常，當初自己指斥康梁一黨與今天的青年指斥自己是何其相似，喻培棣沒有分辨，也沒有要求說明，隻是輕聲歎口氣。
“我說也有您的原因並非是對前輩的不尊重，隻是我個人對當今中國的局麵形成的一些看法。”莊繼華冷眼旁邊，見喻培棣無動於衷，便繼續說道：“我所說的有您的錯誤，其實不是專指您個人，而是指很多人，包括一些參加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員，國家今天四分五裂的局麵就是由他們造成的。在辛亥革命之後，很多國民黨員認為推翻帝製革命就完成了，於是他們轉向爭權奪利，他們逐步淪落為打著革命旗幟的軍閥、政客，為小團體的利益爭鬥，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拋到腦後。”
“以川軍為例，”莊繼華見喻培棣始終不動聲色，也不由佩服其沉得住氣，便決定加大打擊力度，果然，莊繼華說道川軍時，喻培棣的神情嚴肅起來：“18年在四川，錦公任四川督軍，楊庶堪先生為省長，他們都是國民黨人，四川當時為全國少有的幾個我黨掌握政權的省份，可是隨後發生什麽呢？錦公與楊庶堪反目，隨後我黨失去四川，再後來，22年時，錦公幾乎獨掌四川，可我認為此時的錦公已經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