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再次奮力將中國推回到正常軌道上來的時候，毛丟開首都的日常事務，動身前往南方，以便用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和寫作。“大躍進”帶來的後果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約四分之一，每人的平均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一，工業生產降低了40%多。這主要應歸結於從1959年開始影響中國的連續三年的惡劣氣候，但也有些是由於毛在“大躍進”中的政策造成的。
毛寧願待在溫度較高的杭州和上海，而不願住在有風暴和冰雪的北京的寒冬裏。這樣，他還可以躲避為來訪的大人物而安排的正式慶祝宴會。在杭州，他住在風景秀麗的西湖西岸的一座小山上的新建別墅裏。在上海，則住在曾經是法國人俱樂部的一棟建築中，並且擁有一個很好的遊泳池。在這種半退半休的狀態中，他會見的政治局成員越來越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他的前秘書陳伯達，他的妻子江青和他的老盟友康生。
在向南方退卻的過程中，毛發出了一個得到報紙社論和黨的官員講話都恭敬響應的政策聲明。這個聲明在工作會議上討論過並準備通過官僚機構實施。但是，毛對官僚們的工作效率和誠意越來越不滿意。
自延安時代以來，首先始於1958年“大躍進”期間的對毛的天才的過分稱頌仍然繼續著。《人民日報》在1958年曾把毛尊奉為活著的最傑出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在華盛頓有位外交官就此問過安奈斯達斯·米高揚，猶疑片刻後，米高揚答道，“毛依然像過去那樣，是優秀的理論家。”
《人民日報》說，1959年至1960年冬天，毛“解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有生之年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時間解決的問題”。收音機裏說“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由於受到這些評論的刺激，赫魯曉夫於1960年2月在華沙條約國的一次會議上說：毛是“一隻穿破的舊筒靴，隻能放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供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