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孫子出生時，他非常需要我，這讓我措手不及。有時他長時間地凝視著我，尋找我的臉，深情地望著我的眼睛。當我跟他說話，告訴他看到他我有多高興的時候，我好像在說一種隻有他能聽懂的語言，即使他還不會說話。幾個月之後，他會笑了。他來我家時，一聽到我的聲音，他就會非常專注地凝視，當我們的目光相遇時，他會開心地笑起來。不久之後，他看到我時會高興地扭動身體，在他爸爸的懷抱裏快速擺動四肢。我能理解，一個孩子，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天生就會在最深、最持久的層麵上建立連接。
在我兩個兒子出生時，我看出即使自己像超級英雄那般努力，也不能保護他們免受身處其中的文化的影響。我曾接受任命，擔任一家男校的心理谘詢師，接受任命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我這兩個兒子。我覺得至少他們能看出我是站在男孩的立場上的。開始工作之後，我發現自己對男孩在學校內外的生活非常感興趣。為此我為男孩設立了一個計劃，並最終將其發展成為“男孩女孩生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Boys' and Girls'Lives）。經年累月，我們不斷地擴展這項工作，開展研究，宣揚與全球組織建立的夥伴關係，例如國際男校聯盟、美國童子軍、美國男孩女孩俱樂部以及性別公正組織Promundo-US研究機構。
在開展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我拜訪了世界上的很多學校和社區，聽到了很多有關男孩的討論，而且基本上都差不多。我意識到，全世界的家庭、教育工作者和青年領袖都在尋找全麵的觀點來指導對男孩的照料。拋開文化戰爭和其反作用不談，在任何一個成年男性與未成年男性共同作戰的戰壕裏，都呼籲明晰思路和方向引導，比如內羅畢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南非東部城市彼得馬裏茨堡的一家男生學校，愛爾蘭都柏林一個專為基督教會學校領導設立的課堂，以及我在加拿大和美國旅行時到過的任何一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