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府主義時代的美國公共衛生基礎建設
公共衛生服務是可以購買的。在一定自然條件下，社區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率，而社會通過其政府機構采取行動的任何義務，都不比去除病因這個義務更為重要。
—赫爾曼·比格斯，紐約州衛生專員，1913年
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個問題。
—羅納德·裏根，總統就職演說，1981年1月20日
公共衛生的科學研究越來越強，政治和公眾的支持卻沒有跟上。美國的公共衛生項目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情況類似，要麽是沒有得到改善，要麽是在很多情況下，被放任自流……雖然公開抵製公共衛生的情況已經比較罕見，但是，公共衛生因受經費和規模削減而陷入絕境的情況，對此不知情的卻是不少。
—丹尼爾·卡拉漢，美國哈斯廷中心主任，1998年1
21世紀初，美國的公共衛生體係一片混亂。有些人可能會說，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一個完整的體係，而隻是各種規劃、官僚主義體製和失敗經曆的大雜燴。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末驚人的繁榮時代，中非、印度次大陸和蘇聯國家的衛生機構關注的大多數問題和危機，也或多或少地在美國出現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公共衛生的官員們還在努力確保本國的食物安全和飲用水安全，確保艾滋病病毒和丙型肝炎等疾病沒有在老百姓中泛濫、孩子們已經按計劃接種疫苗……也就是說，這些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麵臨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在美國同樣存在。此外，美國在其獨特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麵還存在著其他問題。
如果說蘇聯國家因過分強調集體的公共衛生需要，而以犧牲個人的利益為代價，那麽20世紀末的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的重壓下步履蹣跚：集體有罪，而所有公共衛生負擔和責任都落在個人肩上。這是一種奇怪的範例，是一種態度和責任感的大轉變，但這種態度和責任感正是20世紀初奠定美國公共衛生的基礎。1991年冷戰結束，給戰敗方帶來了公共衛生的混亂和絕望，但對獲勝的美國人來說，冷戰釋放了一種“國家第一”的情緒，這種情緒在美國最顯著、最漫長的經濟繁榮時期最為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