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雖然成了名醫，收入可觀，但是他關注的不是自己收入的多少、生活的好壞、社會地位的高低，他是一個具有遠大抱負的人。
1890 年，當孫中山還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的時候，他就給香山縣退職的洋務派官員鄭藻如寫信，主張效法西方國家進行改良。信中提出三點具體意見：第一，興農會，以倡導改革農桑業；第二，立會設局，以禁鴉片；第三，興學會設學校，以普及教育，建議在香山縣試點，然後逐步在全國推廣。
第二年，孫中山又寫成《農功》一文，再次呼籲改進農業，特別是蠶絲業。但是，他提出的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卻無人重視。
不過，一再的挫折，並未使他望而卻步。民族的前途、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幸福，始終是他最關注的。
隨後，在澳門、廣州行醫的過程中，孫中山廣泛接觸社會，接觸了許多官僚、富商、巨紳，還接近了官場，使他更加了解了清朝政治的腐敗。
孫中山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醫術雖然高明，但是所能救助的人畢竟有限，不可能救助所有的貧苦民眾，更不能解決國家貧弱的問題。要解決國家貧弱的問題，必須從改革中國的政治入手。“醫術救人，所濟有限”，“醫國”比“醫人”更重要。
孫中山在行醫的過程中，十分注意結交朋友，尋求革命同誌。孫中山與這些新朋舊友們，經常聚集在廣州聖教書樓後的禮拜堂和廣雅書局南園的抗風軒（在今廣州文德路中山圖書館南館內），談論時事和政治，謀求救國的辦法。
1893 年冬，孫中山邀集新老朋友八人，聚會於抗風軒，醞釀成立革命團體，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為宗旨，取名“興中會”，但是，沒有展開具體的組織活動，並無實際結果。
盡管抗風軒的聚會、議盟沒有實際結果，但是，它表明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已趨於成熟。孫中山已進入到了結集同誌、團聚力量、組織革命團體以促進和領導革命的新階段，為後來興中會的建立、發動廣州起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