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
司馬談在臨死時對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為太史。”“負薪塞河”的第二年，即元封三年（前108 年），38歲的司馬遷果然被任命為太史令。這一年，距離衛青、霍去病最後一次大規模出擊匈奴，使其遠遁，已有11 年，距南越平定也已3 年。東北的少數民族方麵，這一年漢朝滅了朝鮮衛氏，在其地設四郡。西域方麵，這一年擊破樓蘭、車師兩國，從此漢使西行可以無阻。另外，今青海及甘肅西南部、四川北部一帶的西羌也已平定3 年。
所謂太史令，在戰國以前並沒有這個官職，隻有太史。在周禮中，太史掌邦禮，以事神為主。司馬遷說他的祖先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指的就是古代太史的性質，其最初的職務是記言記事，古人最重視鬼神災祥之事，所以太史也記天事，古代史官與曆官是沒有什麽區分的。漢朝距離周代很近，這種風格仍然保存，太史令也負責祭祀、星象、災難的記述工作。
說到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就會使人聯想到他寫的《史記》。是的，擔任太史令與寫《史記》確實有很大關係，但並不是說司馬遷當了太史令才去寫《史記》，太史令這個職位隻是給他寫《史記》提供了一些便利。
史書還有廣義和狹義上的區分。廣義的史書泛指可以作為依據的記史之書。狹義的史書則是有組織、有體例的。依照狹義的概念來說，編年體的《春秋》才是中國的第一部史書。為什麽我們不能說司馬遷擔任了太史令就必須寫史書呢？因為在漢朝，還沒有官方修史的製度，真正的官方修史，直到唐朝才出現。
那麽也就是說，古代所謂史官掌管星曆及記言、記事，其所記的言與事，用現代的話說，不過是史料而已，並沒有加以係統化而形成一本史書。這可能是因為沒有官方修史的製度，所以史官還沒有這個責任。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史書的體例還沒有發明。孔子作《春秋》時立下了編年體的典型，到了司馬遷，則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