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國憂民，紙上談兵
雖然寄情山水的日子讓人留戀萬分，但心中的那份信念迫使王陽明不得不放棄這種生活——不能就這麽混下去了，人活著總得有些追求。
弘治十年（1497年），二十六歲的王陽明打消了歸隱念頭，離開家鄉，再次回到北京。這次，回**在耳邊的消息讓他坐立不安：蒙古人在邊疆鬧事了，跑到大同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
邊關危急，朝廷上下都憂心忡忡，急切地需要派一名文武雙全的武將前去戍邊。但弘治年間，明朝已經沒有了朱元璋當初建國時的勇氣和魄力，實力大不如前。休養生息的時間久了，一旦談到打仗，不管是文臣還是武將都兩手冒汗，因為他們習慣了醉生夢死，這種衛國禦辱的重擔把他們壓得爬也爬不起來。
麵對國家的嚴峻時局，王陽明心裏很焦急。不就是推舉出一名大將，真的就那麽難嗎？他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感慨地說：“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平時不講將略，而欲臨時備用，不亦難乎！”也就是說，朝廷在選將時隻注重你能不能打，忽略了謀略，如今想選一位文武全才的將領，自然就難辦了。
邊患危機讓王陽明意識到兵家之學的重要，他感到隻專心於“心”學是不夠的，於是，他開始學習各種軍事典籍，把騎馬、射箭練習得更加嫻熟。
其實，王陽明少年時就嫻熟騎射，而且也接觸過兵法。他不僅僅隻是個書生，在餘姚讀書時，一個叫許璋的私塾先生就曾教過他騎射，還跟他講過很多軍事理念。許璋，字半圭，明代上虞人。他性格淳厚，吃苦修行，曾是王陽明在餘姚的塾師，傳授王陽明奇門遁甲諸書與諸葛武侯戰陣之法。
王陽明有這打底子，再鑽研兵法，自然就是小菜一碟。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克敵製勝時，心學和兵道是可以畫等號的，王陽明的紙上談兵是紙上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