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伯特蘭寫了一本《權力論——一個新的社會分析》。書中分析論述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也該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是過去所講的，而必須重新加以定義。他認為此一主題非常重要，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注意。他從基本的假設上而非枝節上反駁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伯特蘭認為社會原理的基本概念是權力而不是財富，所以，公平的社會應該盡量地使大家有平等的權力。
自從《權力論》完成以後，伯特蘭的思想路線便又轉到了理論的哲學上，1937年年底，牛津大學邀請他去講學，他選擇了“語言和事實”為題。早在他1918年被監禁的時候，就開始對有關“意義”的問題產生了興趣，但過去他忽略了這些。
伯特蘭在牛津大學講學期間，曾在牛津附近的金林頓買了一幢房子，住了大約一年。他在那裏未曾受到人們的尊敬。伯特蘭在自傳裏說，隻有一位牛津的女士去拜訪過他們。後來在劍橋也是同樣的情形。這使他意識到這些曆史悠久的學術中心對他的態度。
就在這時，伯特蘭在美國找到了一份安定的工作。1938年3月，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係聘請伯特蘭去做客座教授，期限是一年。伯特蘭心中明白，實際上不可能隻有一年，所以他做了充分的準備以便能夠長期居留。
不過，愛子心切的伯特蘭，又為即將與子女分離而深感煩惱。自從和桃拉離異後，約翰兄妹除了住校念書外，每逢假期就輪流到父母那兒去團聚。遠隔重洋，不但不能常常見麵，而且監護權問題也會隨之產生。
1938年4月10日，他寫了一封信給奧托琳，這是他們自1911年在貝德福44號相識以後的第1775封信，不料發信後的第十天，奧托琳病逝，伯特蘭為此難過不已，從此失去了一位可以傾訴心聲的知心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