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他的思想、他的政見、他的詩詞、他的文章、他的學術、他的養生技法，千年以來，一直受到無數閑人雅士的追捧，對他加以全方位的膜拜。此間雖有一些批評之聲，但禁不住蘇粉無數。
沒有幾個古人能入蘇軾法眼，基本上是見一個嘲笑一個。他曾一邊指責老莊思想，對所謂“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超然無著而不可挹”不屑一顧，但同時自己又擺出淩虛於塵世之上的神仙姿態，連迎麵吹來的風都是“一點浩然氣”帶來的“千裏快哉風”。
蘇軾雖然一生都在談超然物外，要學陶淵明歸隱山林。但一邊又看重功名，並用其一生執著地追求。在《議學校貢舉狀》中，蘇軾明確提出，“輕富貴，安貧賤”的清高思想要不得，因為那樣一來，“人主之名器利祿”就沒有什麽用了，就沒有“礪世磨鈍者”的工具了，當然也就沒有什麽奮鬥的目標了。
提倡“清靜無為”的蘇軾，從來不認為法度建設是國家的重要任務，對於王安石變法當然也就百般挑剔。
在政治上，蘇軾的見解基本上可以用一個字來總結，就是“仁”。他到各地工作都不停地向朝廷要錢要物要政策，殊不知這些錢物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其他地方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
北宋文壇風氣一改之前的空洞華麗風格，主要得益於歐陽修和王安石的開拓性工作，蘇軾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寫得多、影響大，對新風氣的普及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為文之繁雜也是有目共睹的。蘇軾為文，講究順其自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想怎麽寫就怎麽寫，想到什麽就寫什麽，不去考究文章的形式和內容。這種行文方式，大抵隻適合寫散文，而不適合用於寫嚴謹的政論性文章，所以蘇軾的政論文章最大的問題就是形式大於內容。明朝袁宏道評論蘇軾說：“坡公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而獨存高文大冊，豈複有坡公哉！”雖然他花了絕大的心血去寫，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代，都無甚可取之處——內容不可取、見解不可取、風格更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