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印度之後，甘地一直為各種問題四處奔波，因為積勞成疾，他在1918年春天得了嚴重的赤痢，情況非常危險，甚至連他的妻子也認為他無藥可救了。
嘉斯杜白、農場的同誌、國民大會黨的領導人以及一些從未見過麵的農民都憂傷地說：“為了拯救危難中的印度，為了我們全民族的希望，甘地先生一定得挺過來。”
這些鼓勵使甘地非常感動，他的心裏也燃起了一股強烈的求生信念。對！為了民眾、為了印度，他還不能死，他必須繼續領導大家進行“撒地亞·哥拉哈運動”。
說也奇怪，自從他產生這個求生意念之後，本來被認為回生無望的他竟逐漸康複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經能夠起來走動了。
在他的健康還沒有完全恢複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大事。1917年12月，由羅拉特等5名委員所組織的訪問團到印度實地調查時，曾對他們作出口頭承諾，承諾等一戰結束後，印度的自治權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可是到了1919年初夏，英方不肯實踐這項諾言，不僅如此，與調查報告書同時公布的新法案幾乎完全推翻了原先的承諾。
為了掩飾自己的失信行為，羅拉特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書完全歪曲事實。新訂立的法案規定假如印度人參加反政府活動，警察可以不需要拘捕證而將他們加以逮捕，而且不必經過法院的審判，就可定罪入獄。
這一法案完全是為了控製印度的國民運動。為了抵製這個不合理的法案，甘地立刻與居住在阿赫梅達巴的朋友商量對策。聯想到在南非所遭遇的種種，一些農場的同誌便建議他說：“甘地先生，我們何不再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撒地亞·哥拉哈運動’呢？我想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甘地仔細考慮了很久，從各方麵來看，要在印度推行“撒地亞·哥拉哈運動”，實在有很多困難，印度的情形畢竟與南非不同，應該另外謀求解決的辦法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