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3年5月9日那天，他參加一個19歲的學生拉赫馬尼諾夫所寫的歌劇《阿萊科》的首演。柴可夫斯基對這位不出名青年的作品有很深刻的印象，從許多方麵看來，他注定要成為柴可夫斯基的正統繼承人。
柴可夫斯基在5月底前往倫敦，因為那時倫敦音樂協會正準備舉行兩場音樂會，許多外國作曲家都要出席，接受劍橋大學的榮譽學位，而且他們的作品也一一地被演奏。這一年對柴可夫斯基來說並不壞，但他卻在抵達倫敦時又犯了憂鬱症及思鄉病。他在寫給達維多夫的信中說：
我自願受這折磨，你說是不是很奇怪？難道我是被鬼迷住了？我昨天在旅行途中，有好幾次想不顧一切，掉頭回去。但沒有好的理由就一走了之，而且那是多麽失禮！
昨天晚上我難過得失眠，那真是少有的事。我不但受盡了難以形容的痛苦（我新編的《第六交響曲》似乎足以表達），而且也為自己不喜歡陌生人和莫名的、不斷的恐懼感難過，至於怕的是什麽，那隻有天知道！
他在信中進一步抱怨他的內心的痛苦及兩腿無力，發誓說除非是為了“大把的鈔票”，否則將不再出國旅行。6月1日他指揮自己的《第四交響曲》的演出，倫敦的聽眾很表歡迎。他在兩天後驕傲地告訴莫傑斯特，說他的第一場音樂會“非常成功”，又說大家一致同意柴可夫斯基獲得了實際的勝利，連在他後麵演奏的聖桑都為之失色。
縱然這次成功是暫時性的，顯然它也確實使柴可夫斯基的不愉快暫時消除，因為他說過他對倫敦的第一印象受惡劣氣候影響最大：“因此我不知道它的鄉下到底是個什麽樣子。天知道，巴黎比起倫敦來隻不過是個村落而已！走在這裏的攝政街或海德公園時，看到的是那麽多的華麗車馬，那可真會把人給弄得眼花繚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