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某一天，鄧肯獨自一人在一艘開往美國的大船上。從她搭乘運牛船離開美國，已經過去整整十年了。與當初相比，鄧肯已經揚名歐洲，並且創造了一種藝術、一間學校，和一個寶寶。收獲似乎頗為豐碩，然而，經濟狀況卻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8月，查爾斯安排鄧肯配合一個小樂隊，在百老匯表演格盧克的《伊菲格尼亞》，以及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結果一敗塗地。為數極少的觀眾冒著高溫，在酷熱的夜晚到劇院來看鄧肯的舞蹈，然而他們大都看不懂她要表現什麽，所以顯得很不高興。這次演出的評論幾乎是一邊倒的批評。這使鄧肯覺得，此次返回祖國是一個大錯誤。
有一天晚上，一個身材不高，但很魁梧，有一頭棕色的卷發和一臉迷人微笑的男人來拜訪鄧肯。他毫不吝嗇自己對鄧肯的藝術的讚美，這讓鄧肯覺得自己幾天來在紐約遭受到的奚落都得到了補償。這個人是偉大的美國雕刻家喬冶·格雷·巴納德。從那天開始，他每天晚上都來看鄧肯的舞蹈，而且還時常帶他的藝術家朋友、詩人朋友來。其中有偉大的戲劇家戴維·貝拉斯科、畫家羅伯特·亨利、畫家喬治·貝洛斯、畫家伯西·麥凱，以及畫家馬克·伊斯曼。
這些詩人和藝術家的熱情，使鄧肯覺得很快樂，補償了紐約的觀眾們對她的冷淡和疏忽。
那時候，巴納德有一個主意：要為鄧肯雕刻一座跳舞的塑像，稱之為“美國之舞”。於是，10月的某一天，秋高氣爽，鄧肯和巴納德離開他的工作室，前往華盛頓高地，他們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眺望四周的田野。鄧肯張開手臂，想象著巴納德想在雕像中表現出來的意義。之後，鄧肯每天早上都到巴納德的工作室，並且還帶著一個午餐盒。他們在一起共度了許多快樂的時光，討論振興美國藝術的新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