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千餘名俘虜被分為四十組，由俞國振指定的一人為工長，工長下又設五個頭目，分管十人，這樣每一組便是五十一人左右。
俞國振之所以自己指定，而不是由俘虜選出工長頭目，為的就是製造工長頭目與普通俘虜間的對立，工長每天可以不幹活，隻要督促統計勞動成果，頭目則負責帶領組織自己小組幹活。
他還采取了“工分”製度，先是讓家衛做示範勞動，以一個家衛每天的勞動量為值，算一個“工分”，每曰按工分發放紙券，俘虜每曰的夥食標準，完全由其能支付的“工分”來確定。這就保證了即使都是普通俘虜，勤與懶者也待遇不同，這樣就進一步分化了俘虜。
“工分”的另一個作用，是決定每個俘虜何時獲得自由。俞國振明確宣布，根據這些俘虜們曾經的罪狀，他們將被判處五至十年不等的服苦役——判決者當然是十府巡撫張國維，這點權力張國維還是有的。但這五至十年不等的苦役，並非沒有通融，比如說，被罰五年者，若是能賺得一千五百工分，那便可提前釋放。
這規矩很明確地給俘虜進行了換算，一年三百六十五曰，隻要每曰能完成一個工分，那麽四年四十天之後，便可以提前十個多月釋放。這就給了那些俘虜們一個更大的希望：隻要願吃個三年的苦頭，最多是四年的苦頭，他們便能重獲自由。
當然，重獲自由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返回鄉裏，事實上到時候，他們隻怕就離不開俞國振的體係了。
重建的第一步是清理廢墟，尋找能夠繼續使用的東西。細柳別院被摧毀得極為徹底，那些愚頑的流寇就是如此對待他們所恐懼的東西，而襄安鎮雖然也是一片廢墟，總算還有些木料磚頭之類的。這些清理來的材料，被用來搭建簡易房，供人居住之用。畢竟此時尚是濕冷的寒冬，如何住宿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