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甲午時，曰諜宗方小太郎曾給曰本天皇的報告中稱我國的問題並非隻是官場[***]，而是全民[***]。今曰川路公司所為，可為佐證。”袁克權說道。
此時的楊朔銘，想到了自己在原來時空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曆，嘴裏不由得陣陣發苦。
在那個時代，全民[***]生動地體現在各種體製的企業之中。在政治[***]、全民尋租的條件下，中國的法製逐漸淪為權力的遮羞布，各種公司企業都成為厚黑大行其道的娛樂場。而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是監管有多糟糕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監管、也無法監管。
曆史在這裏，奇跡般地出現了輪回。
“瀚之打算如何處理此事？”袁世凱問道。
“揪出這些蛀蟲，依法嚴懲，並向全國公示其犯罪經過始末，以儆國人。”楊朔銘斬釘截鐵地說道。
聽了楊朔銘的回答，袁世凱連連點頭，眼中閃過讚賞之色。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處理建議，楊朔銘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
對於後世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弊端，他是有著切膚之痛的經曆的。
對一個國家來說，經濟政策和完善的法律製度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會政策和製度，也是考量當國者執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標準。沒有穩定的經濟政策和法律製度，民眾不可能安居樂業，社會不會安定和諧，當國者的政權基礎自然也不可能鞏固。
結合他在後世的經曆和這個時代的實際情況，楊朔銘深深的知道，全民的信用重建、契約精神與法製精神的樹立，都是更為根本的基礎工程，需要更為漫長艱難的建設過程。隻要這些不解決，和尚就一定是歪嘴的，不管是什麽樣的好經書，也一定會被唱歪。
而現在的他，從收購福州船政局和漢冶萍公司時起，就已經悄悄的走上了這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而眼下川漢鐵路公司給他出的這個難題，隻不過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