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拍賣”的“官產”實際上都是老百姓的產業，廣東革命軍政斧“官產拍賣”的作法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佛山各界代表在商會集會，抗議全省官產清理處拍賣並指責革命軍政斧“隻顧軍事於當前，而置地方於腦後。”
然而，引起社會更大動蕩的，是全省官產清理處隨後實行的“舉報官產辦法”。此辦法一出，社會上“有產業在市之業主，無不奔走駭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鏟在何時，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於投機分子乘機陷害別人以謀取私利，使社會越來越陷入到嚴重的動蕩不安之中。除了這些辦法，革命軍政斧還想出了“招商承辦厘稅”（這種征稅辦法最早源於清朝鹹豐年間的“包捐”製度）、“擴大征收房屋捐稅”、“強行征收商業牌照稅”等，而除了新增稅種外，其它各類名目的捐稅更是多得難以一一羅列。
伴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是廣東社會矛盾曰趨激化。主要表現在軍民關係緊張、政斧財政信用降低以及罷市、抗稅情況增多。
革命軍隊巧立名目強取豪奪，在當時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最典型的，是軍隊以“護商”的名義欺詐商人。革命軍人一般在水、陸兩路設立各種名目的“護商機關”，商旅一過必定征收“保護費”。僅韶關至廣州，途中便有20餘處這類關卡。最大的有3處：隸屬於廣東江防司令部的“護商事務所”、隸屬於駐粵滇軍第三混成旅的“護商隊”、隸屬於廣州警備司令部的“護商監理處”。“此等護運機關，直等海盜之營寨”。
由於廣東革命軍政斧失去了財政信用，社會上抗稅、罷市之風此起彼伏。大元帥府財政部迫於無奈，宣布推遲兩個月償還一切到期債務。此後，大元帥府財政部、廣東省財政廳分別陸續發行沒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證的“軍用手票”、“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約數百萬元。然而，幾乎無一完成發行任務，少量流向市麵的亦常遭到廣東商人的抵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