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之中國，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適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華，而決不成為以前文明糟粕的犧牲品。”黃興說道，“目前中國實業尚未發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便用不著。”
“不錯，瀚之以前便對我說過，科學的社惠主義有預期之目的可達，有一定的階段可循，其進化之跡象與動植物之擅蛻相同，其因果之公律與物理化學之分析無異，非僅一種之理想。”蔡鍔想起了最近燕京城裏發生的事，不無憂慮的說道，“自俄國革命之後，現今國人無不以談社惠主義為時髦，以為有捷徑可履，大誤也。”
聽到“時髦”一詞，梁啟超感歎了一聲，點了點頭。
對於中國知識界追求時髦產生的惡果，梁啟超可以說是深有體會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在“救國圖強”這個大目標下，一直被西方牽著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打敗之後，一窩蜂似地高呼要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發現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興起社惠主義時，又一窩蜂似地高呼著要學習社惠主義，趁機“駕乎歐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實正是中了西方“社會進化論”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毒的表現。自嚴複“天演論”啟蒙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種虛無縹滅的“社會終極進化目標”，這個目標，曾極短暫地是“資本主義”；很快就變成了“社惠主義”；後來終於成了“共有主義”。
在1918年以前，在總數約260中的報刊中，發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隻有近30種；而在1918年至1920年間，共計約280種報刊中，發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已達到約220種。這些報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報刊，也包括激進的青年黨報刊，自然也包含總量極少的共有主義報刊。總體說來，在1918至1920年間，幾乎中國的所有政治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在談社惠主義。這種趨勢的影響下，連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係”禦用文人們，也不得不開始談社惠主義，以免落後於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