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裏談到：工會勢力過於龐大，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不敢有一句異言，以至於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
“在起初，人們都期求我黨設辦法，就是政斧都並不直接去幹涉工人。我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負責這些事，但我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人們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我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采取強迫辦法（與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麵工人不滿於工會與黨，另一方麵我黨黨員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
梁啟超家書：
“思永來信所講的流傳於青年當中的社惠主義政治觀點，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青年呢？其實打倒作惡的地方軍閥，不能不說有他們的一點功勞，我們雖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們當然讚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曰，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惡的地方軍閥，離末曰都不遠了，不複成多大的問題；而中國布黨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見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傷，在不能脫離藍寧（即列寧）之第三國際的羈絆，布黨黨眾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現在兩湖多地之中等階級，已絕對的不能生存，若全國都象他們那樣的搞法，則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幹，非惟對不起國家，抑亦自己更無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