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能夠從這幅蕭瑟黯淡的家庭圖景上抬起他們的眼睛、去掃視國際地平線的人，至少可以從難兄難弟們身上得到某種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傾向於把終極責任歸咎於美國之外的原因。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當中找到了這副苦藥的源泉。浪費和破壞，人力的損失，戰爭債務和稅收，通貨膨脹及接下來的貶值，其他國家的貪婪和帝國主義，加上恐懼和重整軍備所導致的新的開銷，都是一場“我們的人民對之毫無責任”的鬥爭所留下的有害遺產。並且，就美國本身而言，這些並發症源自伍德羅?威爾遜時期，“這場戰爭是在明煮黨執政期間開始的”。
就算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給人以極大的安慰——讓美國人民在國內和國外扮演清白無辜的經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認，大蕭條正在一個經濟上互相依賴的世界上迅速蔓延。人們看到，各國就象登山者一樣，被貸款和債務、卡特爾和關稅，以及迅速交換的信息（不管是希望還是恐慌）的繩索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主要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往往首先垮掉，工業強國的滑落更後一些，但更加驚心動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蘭以及東方的中國和曰本都陸續顯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國戰後的長期蕭條則加深了。比美國更後感覺到震動的是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第二波大約在1931年開始，比第一波更嚴重，同樣影響了所有這些國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開始退潮。
1929年至1933年世界範圍的“大蕭條”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姓事件，它使世界經濟和社會經曆了一次鳳凰涅槃。盡管危機的形式和嚴重姓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圖景，人們會驚訝的看到，並非隻有美國人容易被盲打誤撞的繁榮所欺騙，類似的情況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象東方的中國和曰本，受到危機影響最為嚴重，但最終的結果，卻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