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雄猜之主，楊堅的剛猛嚴苛對於隋朝的維穩工作固然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法律變成了權力的奴仆。
如前所述，楊堅經常出於他的個人意誌，繞過司法程序在朝堂上公開殺人。此舉對隋朝政治造成的惡劣影響，並不在於那些被殺的人是否冤死，或者皇帝處置大臣是否公平，而是在於國家法律遭到了皇帝的公然踐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律應有的威信和尊嚴。
開皇十七年三月，楊堅突然頒發了一道詔書，宣布自即日起，中央政府各部門及地方各級政府，其長官在處理下屬的犯罪問題時，若發現適用刑罰很輕，但犯罪情節卻很嚴重者，可以特準該部門長官在法律之外斟酌懲處，必要時還可以將人犯杖斃。
據稱，楊堅頒布這道詔令的理由，是因為他發現“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亦即很多官吏都不敬重、不服從他們的長官，導致行政效率低下，政令難以推行。
楊堅頒行此令的初衷，當然不能說是錯的，但他采取的這個解決辦法無疑是極不靠譜的。這道詔令，明顯是他自己在朝堂殺人的“經驗推廣”。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做法本來就是楊堅的弊政之一，可現在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將其放諸四海並且常態化，這對隋朝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衝擊和破壞，顯然是難以估量的。
當朝廷律法變成了長官意誌的附庸，甚至變成了隨時可以被拋棄的贅物，那麽法律所代表的客觀、公平與正義即便不是**然無存，至少也是變得麵目全非。此外，法律存在的意義本來就是要在所有社會成員之間設定一個“權利的邊界”，也就是說，它既要保障個人的權利不受他人侵犯，也要防止個人越過權利邊界去侵犯他人。如今，楊堅賦予了各級長官法外懲處、甚至是法外殺人之權，這就意味著任何有權力的人，都可以出於私利或者私怨，肆意侵入他人領地，剝奪他人的一切權利，同時讓自己的權利無限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