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涉道統又當如何？”
田複珍當即反問李信。這可把李信問住了，在李信的思維裏壓根就沒把道統當一回事，但這是明代，道統本末關乎王朝穩定興衰，道統之爭甚於意識形態之爭。在這種極度保守的社會氛圍裏，如果誰拋出來一些不和諧的言論，難保不被當作異端邪說，更有甚者直接將人拿問下獄也屢見不鮮。
“《太原午報》還遠沒達到如此有影響力吧，有這等見識的人誰會稀罕將文字賤賣？”
李信說的也是實情，報館雖然會按字數結算稿酬，但也僅是微末小錢，稍有名望見識之人不會在上麵自降身價的。還有報紙這等新興事物所針對的階層，不純粹的是高大上的清一色鴻儒高官顯貴，有著明顯的傾向於市井之意。
在傳統價值觀裏，士人中一直奉行著“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行為準則，若說讓讀書人們賤賣自身文字來取悅市井，甘心者又有幾人？所以李信根本就不擔心，會在道統上出現問題，而報紙上所載最常見的也隻是城中各種隱秘與花邊新聞而已，若非總兵府會籍由報紙發布一些官方信息，《太原午報》充其量也就是相當於八卦周刊一類的刊物，連他平日裏看都不會去看。
豈知田複珍則翻了數頁，直接指出來一篇讓李信去看。
“大將軍請看，‘昔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同道，其盡心，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然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這等悖言妄語，若是傳到朝廷上去，豈不是要惹大麻煩？”
李信大為驚訝，難道在明末便已經有士人對這種重農抑商的政策到如此不滿的地步了嗎？但轉念一想，曾聞巨商富賈已經可以左右地方，雖然地位仍舊受到正統所壓製，但與明初之時的備受歧視欺壓已經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