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過後沒多久，我們就要結束新兵連的生活，這意味著我們不用再穿著沒有肩章沒有領花沒有標誌符號的軍裝，戴著沒有帽徽的“綠帽子”；意味著我們不用再以“新兵蛋子”的身份被人理所當然地呼來喚去；意味著我們可以吃飯超過五分鍾可以上廁所不用打報告，甚至可以在周末的時候去服務社買上兩瓶“青島”或一瓶“小二”喝一喝；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我們將真正以一個兵的身份存在於這支部隊。而在此之前，我們還隻是學生、工人、個體戶、無業遊民……是連“列兵”都不能算的老百姓。
我們滿懷激動地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就像即將分娩的母親等待著自己孩子的第一聲啼哭，就像潛伏多年的地下工作者等待著自己的部隊攻下城門，就像辛苦多年的科學家等待著最後的試驗成果。
指導員一臉嚴肅地把我叫到辦公室，開門見山地問道：“你認不認識三排七班的易子夢？”
“認識，我們是大學同學。”
“關係怎麽樣？”
我已經隱隱感覺到可能出了什麽狀況。
“關係不錯，我們不但是同學，還是室友。”
“那好，”指導員稍微籲了一口氣，“是這樣，易子夢不想當兵，跑了。”
“跑了？！”我驚呼。
“不過已經找到了，”指導員點了一支煙，抽了一口又吐出來，“這小子，從豬圈的小窗戶裏溜出去了，跑到了老林子裏迷了路，還好被我們的人找到了，否則不是餓死也是凍死了。”
“現在呢？”
“關起來了，”指導員有些焦躁地摁滅了煙頭，“回來既不出操又不訓練，還動不動以跳樓相逼，我們做了工作也沒什麽效果，所以想找你們幾個大學同學勸勸他。看看能不能讓他轉變過來……”
指導員話還沒說完，我的心便驟然一緊，這個時候鬧退伍，可非同一般啊。下意識裏，既有對易子夢前途的擔憂，又有隱隱的一絲幸災樂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