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也是多方麵的。
一方麵，襄樊軍事壓力陡增，朝廷必須做好用兵的準備，也必須采購大量糧食作為軍糧儲備起來，直接造成了市麵上糧食的短缺。襄樊的孟珙，也乘機在糧食主產區的兩湖地區大量采購軍糧，一下子抽空了臨安糧食供應的“蓄水池”。
另一方麵，南宋國內通往臨安的陸路、水路運輸的運力，很大程度都掌握在鹽幫手裏，而鹽幫是以柴安風惟命是從的。柴安風隻說了句話，鹽幫的運輸便停滯下來，外地的糧食運送不進來，自然就造成了臨安的糧食問題。
最後，由於今年是豐年，各地報上來的數據來看，遠不到可以動用太倉、常平倉等糧庫進行賑災的程度。而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開倉賑災——按照太祖皇帝趙匡胤的舊製——必須由皇帝下旨才行。而皇帝那邊已被之前的黨爭搞得筋疲力盡，批閱奏章的時候稍微遲緩幾天，就讓臨安城內的糧荒愈演愈烈了。
於這種程度的糧荒，柴安風倒是並不擔心。
他崇義公府裏本來就有應急用的糧倉，糧倉裏除了米麵之外，還有鹹魚、熏肉、醃菜之類的高檔貨，就算開幾天的宴會都不在話下，足夠養活府裏內外這區區四五百人了。
況且，這場饑荒的始作俑者，就是柴安風自己了，他心裏清楚：這場糧荒，同今年年初金國那場饑荒不同，不過是運輸流通關節的一時堵塞而已，根本不用特意賑濟，用不了多少時間，隨著臨安內外交通的恢複，這場饑荒也就消弭於無形了。
可公府外邊的人，卻不知其中緣故，就連史彌遠這樣久掌機樞的輔相，也未能將參透全部玄機，漸漸對將崇義公府斬草除根這件事情失去了信心。
而這種懈怠情緒蔓延開來，直接導致的，就是在崇義公府外的包圍圈越來越鬆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