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形成過程，無論是決斷、決裂、會盟，還是背叛，都免不了萌發、醞釀、發酵、成熟（或者叫形成）等一係列過程。當孟淑賢驚聞其父被山東根據地人民誅殺的消息之初，她一門心思就是複仇。那時充斥她腦子的隻有血海深仇，尚未形成經過思維過濾以後的理智性物質。既然無法找到對父親具體“施暴”的那些窮棒子，她就隻有把仇怨對準給窮棒子撐腰的華東共產黨和共軍的首腦饒漱石、粟裕了。於是她參加了一次對粟裕的行刺。不料除了製造了一些小小的騷亂，他們連粟裕本人也沒見到過。不久就在距離華野司令部尚有三十多公裏的地方被識破了。行刺小組十人，隻有她和組長僥幸逃脫。事後她被送進了保密局在南京郊區的一個訓練班。在教官的訓誨下，她的複仇意識經曆了發酵階段，繼而達到成熟。認識到最好的報仇不是襲擊某一個共產黨人，而是徹底撲滅共產主義這一挑戰自由世界價值觀的瘟疫。認識上的升華甚至還喚醒了她認為值得懷疑的記憶。抗戰勝利以後，她送父親及其率領的還鄉團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登船，偶然窺見在參謀總部見到過的一位少將身著便裝出現在那裏，更奇怪的是此人竟鑽進了解根柱的遊艇。現在想來，一定是潛伏在參謀總部的共諜。不然怎麽會以那樣的詭秘方式與解根柱會見？她不知道這個人的姓名和職務，但記得他的相貌。她決定去找總長辦公廳的勞春亮科長，揭發這個極有可能是共諜的少將。
她向訓練班的教官請了一天的假，就到南京去了。
她持過去的工作證，應付了門崗，進了參謀總部大門。
不巧，勞春亮跟隨總長和廳長到徐州去了。
總長辦公廳隻有勞科長了解她的情況，也有責任接受她的相關呈報；廳長錢卓倫倒是知情，但別說現時帶著勞春亮跟隨總長去了徐州，即使在家，沒有勞春亮傳稟，她也是見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