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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康、田烈武案審結，皇帝下兩府台諫學士院雜議，渭南兵變案也隨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間流傳的謠言得到官方的證實，頓時天下震動。報紙在傳播信息方麵，發揮了難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變的整個過程被詳細地報道給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們，結果引發了趙頊完全預想不到的波瀾——盡管宋廷已經下詔免除渭南五年的賦稅，命令陝西路妥善安葬死難軍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經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對普通士大夫與市民的衝擊。禁軍與武人的形象，原本經由石越苦心經營，再加上伐夏的巨大勝利，已經大為改觀，可以說自唐末以來從未有這麽好過。然經此一事，卻不免再次受到嚴重的損害。朝野清議對雄武二軍的鞭撻，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魚，對武人固有的成見與疑忌重新抬頭，鋪天蓋地的嚴厲批評，在短短幾天之內，就將樞府、兵部、衛尉寺給淹沒了。文彥博盡管身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飽受質疑；連新上任的兵部尚書孫固，都難逃指責；而為了應付朝野巨大的壓力，兩府不得不逼迫衛尉寺卿“主動”請辭，從而開始了一個噩夢般的曆史——自此以後，大宋竟無一人能自“衛尉寺卿”這一職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壓力則是讓三衙與禁軍的官兵們承受著，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出門時都不敢穿軍袍……
雄武二軍的兵變，不僅是大宋軍隊之恥，更給了軍製改革以來一意整肅軍隊紀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當頭一棒。最糟糕的是，宋軍內部的派係之爭，亦由此事而公開化——無論是殿前司諸軍，還是西軍、河東軍、東南軍，沒人願意替河朔禁軍背黑鍋，《秦報》首先公開替西軍分辯，將矛頭指向河朔禁軍，從五代時期的老賬開始翻起，措辭嚴厲的指責河朔禁軍紀律不整，戰鬥力低下，稱其“衛國無能，禍民有術”，呼籲朝廷應當重用西軍將領，整肅河朔禁軍紀律。這樣的指責並不能讓人服氣，河朔禁軍中並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馬上就有將領上書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軍對西軍本來便不服氣，而許多西軍將領把持著河朔禁軍之要職，更滋生其不滿。此番渭南兵變，他們認為正是朝廷輕河北重西軍使然，是朝廷錯誤的政策將西軍將領放到了錯誤的位置上，由西軍將領的魯莽少謀，而釀成了這一悲劇。在他們看來，雄武二軍兵變，西軍將領是要負大半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