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這個故事，我沒來由就想起了那天和你的對話。你說：“我突然覺得，文學就是寫‘不合時宜’的東西。”當時我的回應是：“有時候人是要倒退著走的，倒退著走，才能看清沿途的風景。”你又說：“我想起我寫過的東西，沒有大城市，沒有年輕的愛情，都是些老去的滄桑的東西。所以你也是，你在寫你心中那些滄桑的東西，未必會被別人喜歡，但是敝帚自珍就好。”
這個故事也是這樣，我所有的故事都是這樣。我總是用一種往後看的目光注視那些發生的或者未發生的“往事”，不管這個故事裏的人生活在哪一個時空哪一個年代，一旦被我用文字凝固下來，他們就老了，他們活在老去時光中，他們是注定老去的生命。
所以我才會那麽固執地嵌進去一個發生在80年代的故事。
一個勞改犯和一個少女，一個和“南方旅店”有關的故事。
這些老去的生命先是在我的構思中，然後在書寫過程中，最後才是在你的閱讀裏活動起來。他們是有溫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紙片上的人。在我一遍一遍描摹他們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停下來問自己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如何才能讓自己不要陷進去，如何才能讓自己跳出來審視那個世界？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冷漠和自私，我必須與他們相依為命。我是故事中那個“周岐山”，是那個“陳天璽”。我是活著的人，也是死去的人。趙淇和劉素彩，這兩個年輕的女孩子，她們是同一個人，甚至，就連陳天璽和周岐山也是同一個人。
這個故事裏隻有一對“情侶”（某種意義上的情侶），但是我必須將這三對“情侶”分開，分成彼此不同的三個部分，穿插敘述，才能將整個故事順暢地進行下去。“隻有曲折，才能通幽。”這是我寫《南方旅店》時遵循的一個原則。我的編輯問過我：“為什麽不簡單一點地講故事呢？”對啊，我也問自己，為什麽不簡單一點地講故事？為什麽要把它拆開，再重新組成這麽複雜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