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將少年時聽過商君事跡，商君輔佐孝公，變法圖強。曆時十年國富民強，終使我大秦收複河西，關外諸侯不敢輕視。”
“正是。你可知李斯如何評價商君麽，他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國以富強。’”
嬴櫟道：“商君是衛國人，但是入我秦國主政變法，為我大秦收複失地立下汗馬功勞。末將看來，商君能文能武，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
子嬰望著大良造的神位道：“嚐聞孝公臨別之際，曾讓商君攝理國政，自領大秦。但是商君並未接受。對我而言，商君不僅是位振興秦國的大政治家，更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嬴櫟聽著子嬰對大良造的褒美，心中不禁產生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改革家的無限向往。子嬰此時說得慷慨，他續道：“昔日孝公變法之初，在變法與循舊之間難以取舍。當時朝中一幹舊貴族以甘龍，杜摯為首，提出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論調。甘杜等人認為，若無百倍之利益。則不需更變法令。”
嬴櫟道：“甘杜等人抵觸秦國之變法，實則維護一己之利而罔顧國家安危。”
子嬰道：“孝公之時秦國已曆六代亂政，國勢大衰。秦國自簡公在位時更是丟失了最重要的河西之地。待到獻公時亦屢次與魏國爭奪河西。孝公登基之後繼承獻公振興秦國，收複河西之遺誌。商君西來，與孝公提出耕戰複興之議，故變法之令乃是富國強兵之策，既為國家振興，百姓富強，那又怎能說無百倍之利？”
在秦國，孝公之後曆代秦王幾乎都是法家學說支持者，而秦始皇是更堅定的法家執行者。秦始皇曾特別命人修訂法家學說以供諸公子學習閱讀。子嬰長在深宮，深受大父影響，自小便對《管子》《韓非子》等法家著作多有研習。其中，他更是對《商君書》推崇萬分。子嬰道：“商君曾言：‘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湯武之王，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這便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