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近來有一群守舊的新學者，常拿了新文學家的“發揮個性，注重創造”的話做擋牌，以為他們不應該“而對於為文言者仇讎視之”；這意思似乎和我所說的寬容有點相像。但其實是全不相幹的。寬容者對於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為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勢力所能幹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正如壯年人的聽任青年的活動；其重要的根據，在於活動變化是生命的本質，無論流派怎麽不同，但其發展個性注重創造，同是人生的文學的方向，現象上或是反抗，在全體上實是繼續，所以應該寬容，聽其自由發育。若是“為文言”或擬古（無論擬古典或擬傳奇派）的人們，既然不是新興的更進一步的流派，當然不在寬容之列。——這句話或者有點語病，當然不是說可以“仇讎視之”，不過說用不著人家的寬容罷了。他們遵守過去的權威的人，背後得有大多數人的擁護，還怕誰去迫害他們呢。老實說，在中國現在文藝界上寬容舊派還不成為問題，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為勢力，應否忍受舊派的迫壓，卻是未可疏忽的一個問題。

臨末還有一句附加的說明，舊派的不在寬容之列的理由，是他們不合發展個性的條件。服從權威正是把個性汩沒了，還發展什麽來。新古典派——並非英國十八世紀的——與新傳奇派，是融和而非模擬，所以仍是有個性的。至於現代的古文派，卻隻有一個擬古的通性罷了。

在《學衡》上的一篇文章裏，梅光迪君說，“實則模仿西人與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為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仿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仿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種對於模仿與影響，國粹與歐化問題的感想。梅君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見則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影響卻是可以的；國粹隻是趣味的遺傳，無所用其模仿，歐化是一種外緣，可以盡量的容受他的影響，當然不以模仿了事。倘若國粹這一個字，不是單指那選學桐城的文章和綱常名教的思想，卻包括國民性的全部，那麽我所假定遺傳這一個釋名，覺得還沒有什麽不妥。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於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但是我們的尊重與希望無論怎樣的深厚，也隻能以聽其自然長發為止，用不著多事的幫助，正如一顆小小的稻或麥的種子，裏邊原自含有長成一株稻或麥的能力，所需要的隻是自然的養護，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長，便反不免要使他“則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麽人為唯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並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在我們的腦神經裏，用不著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他隻有一個敵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隸，隻有主人的命令，更無自己的意誌，於是國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卻以為保守國粹在於模仿古人，豈不是自相矛盾麽？他們的錯誤，由於以選學桐城的文章，綱常名教的思想為國粹，因為這些都是一時的現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著於人心，所以要勉強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為文學正宗了。其實既然是模仿了，決不會再有“得其神髓”這一回事；創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卻隻有皮毛，便是所謂糟粕。奴隸無論怎樣的遵守主人的話，終於是一個奴隸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於自主，而奴隸的本分在於服從，叫他怎樣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從不做奴隸入手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